各地補貼將規(guī)范并被監(jiān)督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王紅茹| 北京報道
李曉霞（化名），北京市公務員，處級，月工資5000元，如果年底考核稱職，還會有1000多元的獎金；而這項獎金是按照工資中前兩項（職務和級別）的總和發(fā)放。“我比我們單位年輕的科級公務員好多了，他們都只有3000元的工資，在北京這個地方，怎么生存�。�” 李曉霞說。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委員、人社部副部長何憲回應公務員漲工資話題時表示：公務員薪酬改革正在研究當中。
有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由人社部牽頭的公務員薪酬改革方案目前正在制定， “這個方案是按照職務與職級并行的制度，不僅建立健全了地區(qū)附加津貼，而且會監(jiān)督地區(qū)津貼到位；同時，工資體系也適當向基層公務員進行傾斜。”
人大代表建議：
定期調整，可升可降
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公務員工資參差不齊，且大規(guī)模的薪酬改革已多年未做調整。比如，北京市從2003年實施“3581”陽光工資體系（即科、處、局、部級干部月薪分別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萬元）后已有10年，整體薪酬并未做出過調整。
胡仙芝，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長期關注和研究公務員工資，在她看來，雖然《公務員法》規(guī)定了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要與國民經濟發(fā)展相協(xié)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同時還規(guī)定了工資調查制，但從實踐層面看，目前我國公務員薪酬制度并未建立和形成公務員調查比較機制及動態(tài)調整制度，所以多年來公務員工資從未動態(tài)調整。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建議，國家應設立“薪酬調查委員會”，定期根據物價水平、社會工資水平等因素來評估，從而確定公務員薪酬的調整，“這種調整應該是可升可降”。
胡仙芝建議，公務員工資應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要與物價水平相協(xié)調，“作為社會勞動者，公務員履行公務也是一種生產力的投入和勞動付出，他們也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做出了積極貢獻，理應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經濟成果，其工資和待遇也應該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增長。”
現有的地區(qū)間津補貼差異大
在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公務員工資改革中，即2006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取消了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按照方案，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竟べY由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兩項構成。公務員按照國家規(guī)定享受地區(qū)附加津貼、艱苦邊遠地區(qū)津貼、崗位津貼等，享受住房、醫(yī)療等補貼、補助，在定期考核中被確定為優(yōu)秀、稱職的，按照國家規(guī)定享受年終獎金。
方案同時提出，實施地區(qū)附加津貼制度的方案“另行制定，適當時候出臺”。7年過去了，地區(qū)附加津貼制度的實施方案仍未出臺。
其實，“地區(qū)附加津貼”早在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時就已經提出，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fā)展水平、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由于財政限制等種種原因，國家并未就“津補貼”出臺統(tǒng)一政策。在此背景下，各地相繼自行出臺了“津補貼”政策。各種名目不同、數量不等的獎金、補助、津貼、補貼令人眼花繚亂。
由于公務員的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實行全國統(tǒng)一標準，由中央財政支付，而津補貼由地方財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動區(qū)間和靈活性，這被認為是導致各地公務員工資差異的“罪魁禍首”。
據研究中國公務員薪酬問題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公共經濟系副教授孫琳統(tǒng)計，各地擅自發(fā)放的津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全國各地的津補貼很不平衡。
“近年來，有的經濟發(fā)達、財政收入多的地區(qū)自行調整了標準，津貼項目名目比較繁多，加總起來超過了國家規(guī)定的上限，清理是必須的。公務員實施地區(qū)附加津補貼方案其實是2006年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的延續(xù)，是繼續(xù)貫徹落實改革方案的有關規(guī)定。”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yè)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但是，地區(qū)附加津補貼方案遲遲沒出臺，難度在于客觀地評價各個地方的附加津貼，涉及到物價等的測算，比較復雜，“要搞得科學合理不容易，但肯定會出臺。”
被誤讀的“高薪養(yǎng)廉”
“高薪養(yǎng)廉”也是公務員薪酬改革中常會談及的一個問題。人們會不自覺地將之與“公務員高工資水平”相聯(lián)系，將其與“廉政”結合起來，以為公務員工資水平高就一定能“養(yǎng)廉”，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的具體做法更被認為是成功范例。不時有學者提出要全面借鑒這項制度，用于我國的廉政建設和公務員制度建設。
但是，胡仙芝認為，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并非“高薪養(yǎng)廉”，且“高薪養(yǎng)廉”并不適合我國內地國情。
從2013年12月世界著名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2013年全球腐敗指數報告》看，清廉指數與公務員工資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是簡單的正比和反比關系。
胡仙芝對此排名進行過專門研究，她發(fā)現全球清廉指數排名在前十名的丹麥、新西蘭、芬蘭、瑞典、挪威和新加坡等國，其公務員工資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之間，瑞典為96%左右，挪威為99%左右。“其實，人們看到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的絕對值高，卻沒有進行科學地橫向比較，尤其是跟整個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進行比較，而是機械地進行國別比較，往往會脫離不同國家間的具體的國情實際和歷史實際。”胡仙芝說。
其實是否高薪，主要體現在公務員平均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上。“如果把高于1：1作為一個標桿，可以發(fā)現，香港、新加坡等所謂‘高薪養(yǎng)廉’的國家和地區(qū)，其實并不是‘高薪公務員’；相反，俄羅斯卻成為一個公務員‘高薪’的國家，他們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2.3倍。”胡仙芝說。
中國政法大學郎佩娟教授認為，社會上對新加坡“高薪養(yǎng)廉”的說法是誤讀，誤認為新加坡公務員是高薪，其實主要是新加坡平均工資比較高，她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對‘高薪養(yǎng)廉’要有一個正確的解讀，高薪養(yǎng)廉并不是單獨把公務員的薪金提得特別高，高到所有的平均工資之上。”
